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主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二是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而就目前情况来看，1月-5月，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2%（按美元计算），较上年的负增长出现明显恢复，虽然还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但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负增长、实现低位企稳的概率比较高。从国内看，尽管城镇化遇到一些困难，但动力仍然强劲。此外，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稳增长目标推动的较高增长，转入由建设任务增加、资金保障条件改善等因素支持的较高增长，其可持续性明显提高。综上所述，投资增长开始由降转稳、稳中趋升。

　　还需注意的是，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保持10%左右的较高水平增长。这与中国政府持续、大力度地保障基本民生的工作效果紧密关联。而综合当前的就业和收入形势，预计未来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比较稳定。

　　此外，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活动明显增多，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提质增效活动日益增加。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2.5%，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3.9个百分点，5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较工业增速快4.8个百分点。

　　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平稳恢复、订单水平稳定以及转型调整、创新发展成效的支持，今年以来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1月-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7%。

　　以上情况表明，经过5年多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等困扰，已初步形成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部，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或者超过上年水平。

　　但同时应注意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比较脆弱，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从国内看，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风险仍需着力防控，汽车市场需求也需在城镇化推进中逐步恢复。加强金融监管等去杠杆举措对流动性的影响仍需高度重视，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适度方面任务很重。

　　更为重要的是，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困难企业、僵尸企业还有待解决，高杠杆及其包含的金融风险仍然不容低估。支持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体制机制仍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急需加强，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相关体制改革急需加快，“放管服”改革急需进一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功能急需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急需完善。城镇化推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着力解决好。

　　所有这些风险和隐患、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表明当前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基础尚不牢固。因此，既要肯定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也要清醒认识到仍然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要精心维护好经济企稳向好的良好势头，更加精细地落实好宏观调控各项任务，以更大的努力，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加快筑牢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基础，加快使中国经济进入含金量更高的中高速平稳发展轨道。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